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卡尔·马克思的战友
1820年，马克思出生两年后，恩格斯出生在德国巴门一个虔信派工厂主家庭中。彼此相邻的两座小城巴门（Barmen）和艾伯费尔德（Elberfeld）在百年后合并为“伍珀塔尔”（Wuppertal）市——在恩格斯的年代，那里是德国纺织业的中心。中学时代的恩格尔醉心于文学，希望能在文学方面有所建树，也曾设想通过从事法律工作谋生。但应父亲要求，他不得不于1837年辍学，没能参加高中毕业考试转而接受商业培训，以便能在曼彻斯特的家族工厂工作。由于无法接受大学教育，恩格斯养成了终身自学的习惯。他思想深刻、经验丰富，从合作之初起就令马克思赞叹不已。马克思去世后，恩格斯将友人未完成的遗稿残章整理成册，作为《资本论》（Das Kapital）第二三卷出版。他对自己的作品却没能同等重视，《自然辩证法》（Dialektik der Natur blieben）一书只留下未尽手稿。
1839年不莱梅学徒时期，恩格斯匿名发表了《乌培河谷来信》（Briefe aus dem Wuppertal，又译伍珀河谷来信），略带讽刺地描绘了自己童年与青少年时的生活环境，将之称为蒙昧主义的温床。在给朋友的信中他透露道自己已失去宗教信仰，并开始转向黑格尔哲学。1841至1842年柏林服役期间，恩格斯加入了一个青年黑格尔派团体，该团体将黑格尔的宗教哲学转向批判传统宗教信仰，并拒绝黑格尔对普鲁士的推崇。恩格斯借用了黑格尔对当代资产阶级社会的看法，将其视为个人为私利而相互对抗的战场。在1844年发表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Umrisse zu einer Kritik der Nationalökonomie）一文中他写道：“竞争已渗透入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在1845年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Lage der arbeitenden Klasse in England）中，他把竞争描绘为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人人对立对抗之极致表现。19世纪40年代上半叶由哲学和政治运动构成的黑格尔左派认为，当前的政府无法像黑格尔呼吁的那样调和阶级间的对立与冲突，恩格斯也赞同这一观点。也正是从这时起，早期社会主义引起了他的兴趣。
早在马克思之前，恩格斯就已经在1842至1843年的杂志文章中展开了对资本主义的系统批判。这不仅对马克思产生了影响，同时也构成了两人未来几十年间理论拓展、革新的基础。他们对政治经济的社会主义批判框架得益于对黑格尔历史目的论（teleologischer Geschichtstheorie）的唯物主义重新阐释，据此观点，社会劳资双方的对立只会不断加深，被驱入贫困境地的无产阶级则必然会掀起革命。两人因此得出结论：19世纪30和40年代英国的经济和社会政治状况，总的来看可算是工业资本主义的典型代表，所观察到的发展趋势也将不断延续。尽管他们的预测并未兑现，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在目前政治领域入侵经济生活的大背景下也还站不住脚，但考虑到如今新自由主义时代中的劳资冲突和剥削关系，最初的黑格尔式批评仍具有现实意义。
恩格斯坚信在科学理论发展和政治解放进程中，历史早晚会为他找到不过誉而实至名归的一席之地，但过去的数十年证明：这一想法过于乐观。2008年爆发的世界经济危机重新点燃了世人对马克思的兴趣，但恩格斯却在学术或公众讨论中鲜少得到重视——这一忽视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的著作被奉为经典，因为他的手稿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评家而言意义重大。尽管当时恩格斯对古典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了解尚不够深刻，甚至出现过一些误判，但他还是指出了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永恒弊病：一、面对危机时，经济增长呈现出脆弱性；二、贸易全球化导致社会不平等加剧；三、为避免引发社会动荡，仰赖国家对市场分配机制的干预。
1843年马克思移居巴黎，次年夏天恩格斯前往拜访，两人的友谊与合作自此开始。1845年首部合作作品《德意志神圣家族》（Die hellige Familie）问世，其中马克思贡献更大。由于资金问题和日益严格的审查制度，正在写作的第二部作品《德意志意识形态》（Deutsche Ideologie）找不到出版社，于1847年被迫中断。
但凡谈及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必然无法绕过卡尔·海因里希·马克思，后者在恩格斯的生活中扮演着无人能比的重要角色。1844年夏天两人在巴黎摄政咖啡馆（Café de la Régence）第二次会面，当时恩格斯24岁，马克思26岁。第一次客气简短的会面是在两年前的科隆。这次在巴黎他们很快达成共识，热烈探讨起“正确阐释并改进现代社会”这一终身事业。短短十天里，两人结下终身友谊，并自此开始了紧密合作。他们几乎每天都会通信，分享各自或大或小的想法、发现与疑惑、担忧和困窘。当我们关照马克思主义的后期发展历史时，不难发现这段少见的跨阶级友谊是如何改写了历史：马克思主义是这个看似不可能的组合的产物，这其中恩格斯贡献巨大。
至今，恩格斯仍站在的友人的阴影里，鲜少受到公众关注。说起恩格斯，人们总会想到马克思，但说起马克思，就没什么人能想到恩格斯了。迄今为止，关于恩格斯的传记一只手就能数过来，针对马克思的讨论却始终热度不减，相关产业更是一派景气。1920年，古斯塔夫·迈耶斯（Gustav Mayer）的《恩格斯传》第一卷方才面世，第二卷则晚至1930年。这个系列目前仍被奉为经典，也在针对恩格斯的独立研究方面开创了先河。大多数人还是和从前一样，将恩格斯视作马克思的合作伙伴、一位有才华的助手、一位理论推销员，或是马克思戏剧中的题词员、伟人的赞助商、次要角色。迈耶斯等恩格斯研究者则看法不同：恩格斯在马克思的生命中如此重要，两人的生平和工作如此密切相关，以至于很多人想写一部“双人传记”（Doppelbiografie）。事实上，在大多数马克思传记中，恩格斯确实占据了很大篇幅。与他们同时代的人——无论是朋友还是敌人，也都将两人视为不可分割的双元组合。
当然，恩格斯被严重低估和他自己也脱不开关系。马克思去世后，他始终保持低调，淡化自己的角色。在给旧友约翰·菲力浦·贝克尔（Johann Philipp Becker）的信中他写道：“一直以来，我只是在做第二提琴手。”然而实际上在相当多年间，一直是恩格斯在唱主旋律，指挥着整场社会主义运动。他并不喜欢扮演马克思主义的最高领袖，却属实是位相当成功的领导人。在1886年的手稿《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Ludwig Feuerbach und der Ausgang der klassischen deutschen Philosophie）脚注中他这样写道，尽管自己也许确实“在一定程度上”确立并发展了他们的理论，但“大部分指导思想，尤其是在经济和历史领域，以及最终的尖锐总结，都要归功于马克思”，“马克思做出的成绩，我是做不到的。没有他，我们的理论也不可能发展到今天的程度。”1888年他又补充道：“马克思是一个天才，我们其他人充其量算有点才华。”
不过马克思本人的看法截然不同，他从未掩饰过自己对恩格斯的赞赏，并为自己的朋友感到自豪，尤其敬佩恩格斯的博学多才。也只有他把恩格斯当作值得认真对待的谈话对象和批评家，当作势均力敌的智慧人物；只有恩格斯的评价对他至关重要，以至于他投入大量时间进行研究——有时甚至只是些无关紧要的小事，为的就是要说服恩格斯。对马克思来说，恩格斯远不只是一个“有点才华”的人。他清楚认识到，如果没有恩格斯，自己绝无可能得到今天的成就。恩格斯却从未吹擂过这段友谊，他有意退居次位，始终深藏功名。